在用法语创作了大量作品之后，塞内加尔小说家Boubacar Boris Diop决定使用沃洛夫语进行写作。对于贫穷、使用多种语言和口头表达的居民来说，书本的地位其实并不重要。尽管如此，使用本国语言进行写作的非洲作家还是不断增加。以下是采访内容。

采访者：Jasmina Šopova

在决定用您的母语—沃洛夫语进行写作之前，您已经用法语创作了10来部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次的转变呢？

实际上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母语。对我而言，问题只在于用母语进行写作的能力。我已经被法语彻底“同化”了。沃洛夫语是我的日常语言，但我并未真正精通这门语言。

另外，我想谈谈卢旺达的例子。在1998年发生种族屠杀事件之后，我跟随一批作家去了卢旺达，为了一项行动：“卢旺达：依靠记忆来写作”。我告诉自己，之所以三个月内卢旺达每天有1万人死于屠杀，之所以人们袖手旁观，是因为存在某种对非洲的歧视……

当时，我更加强烈地渴望用自己的母语写作。这是最基本的。哦，一开始的确举步维艰……用沃洛夫语写法国小说让我顾虑重重。我必须首先战胜自己，但是我们Diop（迪奥普）族人是很固执的！随后，我开始听到一些声音—一些关于过去的声音。接着写作开始变得异常简单。我坚信，我的第一本用沃洛夫语写成的小说，Doomi golo (猿猴的孩子们)，是我的作品中写得最好的。

这么说，用沃洛夫语写作也是一种政治行为？

当然。看我小说的书名《猿猴的孩子门》：猴子暗示什么？是对他人的模仿。最能总结此书的片断，就是无处不在的一面巨大镜子。两只大猩猩在镜子面前看到了它们自己的形象。它们与自己的影像打起来，并因为用力朝镜子拍打，它们都受伤死去。我们称之为对他人的仇恨，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仇恨。人应该接受自己在境中的形象，并接受其同一性。

我正在将此书翻译成法文。它将于2008年9月在法国出版。

为什么您不在塞内加尔将其用法文出版呢？

因为塞内加尔目前只有使用民族语言的出版商。这其实是个好消息……尽管他们也会用法语进行印刷。他们工作非常勤奋，但是也存在很大的困难：没有经济收益，没有分销渠道……确实国家也会偶尔参与，如书籍与阅读总局就资助了我的小说Doomi golo的再版，这本小说的3000册首印都已经售完。

除了我的出版商Seydou Nourou Ndiaye（Papyrus）之外，Arame Fall Diop领导的塞内加尔支持发展组织(OSAD)也有突出贡献。还有使用富拉尼语进行出版的ARED出版社，他们在发展方面的研究和教育领域是非常专业化的。


使用沃洛夫语的您的读者有多少？

如果我一开始就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甚至都不会开始写作！确实在我们国家，很多人都不识字，而且他们也不买书。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孩子们的健康，挣钱养家……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现象：贫穷国家的富人们则更偏爱买漂亮的汽车，因为书籍是看不见的……

应该接受这一现实，并相信未来。目前用非洲语言写成的作品都需要时间来树立起地位，并最终让人接受。在30多年前，并不存在民族语言文学，只有极少数例外。今天情况却正好相反：成百上千的书已经用沃洛夫语和富拉尼语出版，明显多于法语书籍。

塞内加尔有两个作家协会，其中一个由法语作家组成，而另一个则由民族语言作家组成。后者的人数要多得多，但却没有任何知名度：因为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法语才是有威望的语言。

您看好散居世界各地的本民族读者群吗？

非常看好。但有一点，他们后代中的年轻人，只会说母语，却不会读、写自己的母语。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了如下想法：把移居法国的塞内加尔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用沃洛夫语写作的文学社。一开始，家长们并不一定能看到孩子学习自己母语的好处。但是年轻人的呼声特别强烈。2月25日在波尔多我们开始了工作。初次听说这个想法的确有些不同寻常，但如果它运作起来，我将为之骄傲。

通常在非洲，从一个首都去另一个首都，必须从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转机。那么在非洲文学领域，会不会存在同样的现象呢？

如果我能把肯尼亚作家Ngugi wa Thiongo的作品从基库尤语直接翻译成沃洛夫语，那简直是太绝妙了……而据我所知，几乎不存在把一种非洲语言翻译成另一个的译本。我的小说《猿猴的孩子们》现在已被翻译成了富拉尼语。但有谁会把它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呢？也许我们要等上两三个世纪？不一定，但我对此还是深表怀疑……

您知道，1885年在柏林，非洲曾被当时强大的殖民国家瓜分。非洲人民之间是使用殖民国家语言进行交流的。对比冷战时期的柏林墙，可以略带嘲讽地说，这就好比是“我们的柏林墙”。它虽然看不见却很可怕：它把说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隔离开来。

马里作家Moussa Konaté是马里的法语联欢节“非凡的旅行者”的负责人。我们经常提起组织一个大型的非洲作家见面会的提议，让所有使用民族语言的作家有机会见面交流。这至少是一种使“柏林墙”裂开的办法。但是，为使用法语写作的作家找到赞助商很容易，为那些使用民族语言的作家找赞助却很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可以成为这样一次见面会的理想地点。而且今年还是国际语言年。这是一个国际空间，没有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