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冈女教育专家米歇尔•赞塔努并不是在学校中坚持使用茨冈语教学的顽强战士，但她是罗马尼亚第一套茨冈语教材的编写者。她认为仅限于使用茨冈语的学校也是一种形式的隔离，她主张多文化教育方式。

米歇尔•赞塔努出生在罗马尼亚东南部的一个只有2500名村民的小村庄马格拉维特的一个茨冈家庭，她在上学之前就从电视上学习了罗马尼亚语。她的母语是茨冈语，在村子里大约70个茨冈家庭都讲这种语言，但在学校里，甚至在操场上是都被禁止的。她笑着说：“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罗马尼亚承认的少数民族是匈牙利人、德国人、塞尔维亚人，等等，而我们就是这个‘等等’。”

今天，这名32岁的女性已经成为罗马尼亚教育部的顾问，她之前在欧洲和欧盟委员会的合作机构——茨冈人和流浪民族论坛工作。“在欧洲委员会工作一年！多么难忘的经历！”她如是感叹。

她没有想到会走得这么远。她儿时的梦想只是进入布加勒斯特的中学学习。她实现了这个梦想，这源于她的坚忍不拔和父亲的精神支持：“他害怕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我的学费，但是他说：去吧，我们走着瞧。”他真的看到了。后来米歇尔成功考取了师范学校。

“在那里，我看到了与我的乡村老师截然不同的首都老师的态度。”米歇尔的哥哥因为总被老师揍而从小学退学，米歇尔却保留了对学校的美好记忆。但她回忆到：“如果学生丢了笔或者其他东西，某些老师就会让后排的所有茨冈学生离开座位（因为我们一直都坐在后排），他会让我们在黑板前站成一排，让我们脱掉鞋子。可以想想这有多么让人难堪：我穿着不能见人的袜子，尴尬得无地自容。”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她的历史老师在教室里对所有学生说：如果这个茨冈小女孩可以成为出色的学生，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在学校表现出色。

她说：“这当然不是什么恭维，但他不是恶意的，不要忘了，我们茨冈人，无论在我们自己眼中还是在别人眼中，都低人一等。在某种程度上，我接受了这种待遇，也就不觉得悲惨。”

但米歇尔•赞塔努避免以偏概全：“并非所有的小学老师都是种族主义者，也并不是所有的茨冈人都受到歧视。但某些人是这样的。这可以用他们各自的经历和动机来解释。”她希望保持乐观：“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出色的，但一般来说，现在的老师接受过更好的培训。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毫无疑问，现状令人满意。教科文组织在国际会议上就此进行了讨论；想到自己的祖母，她难以想象走出自己的小村庄会是什么样子；想到父亲，他认为在医院做清洁工就是一份好职业。“当生活在悲惨之中时，我们的期望就会变得很小。”这个藐视固执偏见的女性如是说。

另外一件事情让她印象深刻。1990年底，她在布加勒斯特一个茨冈人聚集区的国立学校担任小学老师：“一个同事来猛拍我们教室的门，她喊道：出来，你来让这些茨冈小孩安静！我回答她，我不可能停课来应对这个挑衅。最狼狈的事情是，此刻还有一名美国记者坐在我的教室，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我的茨冈语课程的文章。”

了不起的女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呢？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之后，教育部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茨冈语可以作为母语在学校中教授。小学老师欢呼起来：“在学校的正常课程表之外，在一天的罗马尼亚语课程结束之后，孩子们也累了，我就弹吉他，唱茨冈语的歌曲。茨冈孩子和罗马尼亚孩子在玩耍中学习。”

没有真正的课件，没有真正的教学方法，但她告诉自己，只要创造一套就好！因此，她成为第一套茨冈语教材的编写者。“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我的母语！我还有一个出色的研究导师，而且语言学家早已确定了以拉丁字母表为基础的茨冈语书写体系。”

就这样，这名先驱者决定要继续研究：“我在中学时有一个优秀的教师，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她就是我的榜样。榜样的力量催人进步。米歇尔进入语言学院学习，选择英语和茨冈语专业。我们问道：“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大学里教授茨冈语吗？”她回答说：“不可能。”

事实上，有多少茨冈人生活在罗马尼亚？“官方统计有5500人，但根据茨冈非政府组织统计，人数超过两百万！我私下想，会不会比这更多？你知道，生活中获得成功的茨冈人多半都不会宣称自己是茨冈人。”

罗马尼亚的机会

罗马尼亚表现出了真正的政治意愿，希望改变茨冈人的教育现状。大约五年前，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涉及多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措施：教育、居住、健康、就业。米歇尔•赞塔努说：“这很正常，罗马尼亚的茨冈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她脸上一直挂着灿烂的笑容）。因此，越多的茨冈人受到教育，就有越多人能够参与制订这个战略。欧洲的茨冈活动家绝大多数来自罗马尼亚！”
这个战略是否对日常生活有实际影响呢？“当然，但影响不总是立竿见影的。我们有反对种族歧视和隔离法，茨冈孩子的入学条件也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政策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世界！如果你希望根本解决歧视问题，就必须设法改变人们的思想。”
米歇尔•赞塔努表示，教师的思维改变了，家长更多地参与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已不再是“单一文化”，而且下放了权利，学校可以自行管理，新的教育程序可以促进民众承担责任——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于在政府的允许下工作。

“学校是一辆自行车，不蹬，就会倒。教育政策必须时时改变。我通常认为改变都是积极的。”她说，“比方说，实际上在欧洲，越来越多的茨冈人不再讲茨冈语，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我想，如果孩子觉得不再讲茨冈语更加幸福，那么这个变化就是积极的！”
米歇尔•赞塔努认为，国家有义务给茨冈儿童提供接受母语教育的机会，或者至少要求老师会讲茨冈语。但她也认为，“创办一家仅限于使用茨冈语的学校，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种族隔离。”

这个四岁小男孩的妈妈是否坚持让自己的孩子去茨冈语学校上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接受多种文化的教育，以哪种语言教学并不重要。我的儿子已经在幼儿园学习了罗马尼亚语，而且是在玩耍中轻松学会的。”



Jasmina Šopova和Ariane Bailey，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