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再也不能回到你所离开的国家的时候，流亡就开始了。”诗人、小说家兼画家，２００５年黑非洲文学大奖的获得者维罗尼克·塔姣（Véronique Tadjo）如是说。1955年生于巴黎并在阿比让长大，在完成了环球旅行之后，她在南非生活。


该访谈由法国记者兼非洲文学专家Bernard Magnier编辑整理。

你诸多的旅行经历是以何种方式对你的作品有所助益的？


我几乎可以在我的每篇文章上插一面小国旗。我生活过的地方给我的作品烙下了明显的标记。我借鉴这些四处收集来的成堆的元素并把它们融入作品，有点像一位旅行纪念品的收集者。

从我出生开始，旅行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嫁给了一名记者，于是继续旅行：英格兰、墨西哥、尼日利亚、肯尼亚，现在在南非……。

我的第一本诗集《红土》 （Hatier出版社，1997年） 的诞生得益于我完成学业之后离开巴黎穿越沙漠的经历。我当时有很浓的思乡之情，我对自己说慢慢地旅行、以陆路方式回到科特迪瓦并探索我梦想已久的沙漠将会是很棒的经历。我以写作的方式而不是拍照片来捕捉我的体验。正是这次旅行启动了我写作的真正机关。

当然。和别人生活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我们会把他们的期望和问题纳入进来。我们愿意更深入地认识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们。我不喜欢将自己封闭起来进行写作。我希望能够参与日常生活，交换、沟通、接收思想并将之传播给别人。

有时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曾生活在肯尼亚，我可能就不能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如此敏感。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在内罗毕有那么多卢旺达难民，而且报纸也常常对这个问题进行报道。写作L’Ombre d’Imana （Actes Sud出版社，2000年）——这本书让我能够从卢旺达事件的恶魔中解脱出来——也因此成为符合逻辑的结果。




你曾长期远离科特迪瓦生活。你如何感受科特迪瓦的危机？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自己说我能够在我想回去的时候回到祖国，藉此我在旅行时保持着心灵和精神的平静。而随着科特迪瓦的危机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感到大门突然重新关闭而我被排斥在外。我曾经难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感到被隔离，就像一切又重回原点。

我相信当你再也不能回到你所离开的国家、当回家的路变得痛苦的时候，流亡就开始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很多科特迪瓦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这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变化。一种任何事都不再和以前一样的感觉。

全世界的很多作家都生活在流亡之中，你是否认为流亡是一种有利于写作的状态？


流亡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当一个人处于流亡之中但并无忧愁，这或许是 ‘舒服的’。事实上，距离使事物相对化，使我们可以退一步看问题。我们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并客观地审视事物。我们能够站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这是那些永远生活在旋风中心的人所不能获得的。

但是，只有在我们能够定期回到自己的祖国的情况下，流亡才是无忧无虑的。否则，我们只能带着模糊的记忆生活而这并不舒服。祖国成了一个神话而不是一个现实。

在这种悲伤的流亡的情形下，我看不到任何优点，因为这是一种撕裂的痛苦，即使它能推动写作，同时它也会导致一种巨大的绝望。随着对点滴细节的记忆的淡化，自信心也会逐渐消散。于是只剩下一种困难的选择：循着旧日生活的轨迹并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

自从你的第一本书发表以来，在非洲文学界妇女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妇女使社会倾听她们的声音并在写作中显示出显著的、理所当然的活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妇女才开始接受教育，她们开始在并不鼓励她们说话的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经历了好几代。随着妇女进入公共生活并进入政治领域，人们的思想终于发生了变化。今天，年轻一代享有更大的开放度和灵活性。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为了使自己闻名海外，非洲作家总是需要来到欧洲。这一部分归因于非洲的出版业建设仍旧落后。

我对全球化也颇感忧虑，因为全球化吸收了各种形式的文学只是为了将它们更好地商业化。从长远角度观察妇女文学走向将会很有趣。她们的潮流是什么？妇女的话语是如何区别于男性前辈的？这跟政治有点像。


那么青少年文学呢？你对近年来的作品的发展有何看法？

青少年文学在我看来是缺少的一环。如果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培养对阅读和书籍的兴趣，面向该群体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幸运的是，情况进展良好。非洲的出版界已经明白这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当地市场：非洲人口将近一半在十五岁以下。

青少年文学在选题和绘图上越来越多元化。这非常好，因为我们应该让青少年充分发展他们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