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格弗林（Michal Govrin）揭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激情的、甚或色情的一面。这位出生在特拉维夫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导演目前生活在以色列和美国。她是2003年以色列年度文学作品最高奖Akum奖的获奖者。

采访者：Jasmina Šopova

你如今生活在两块大陆之间。这样的经历带给你什么？

生活“在两者之间”是另一种描述，对我作为作家的一种描述，对自己、对世界采取一种既远又近的视角的描述。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一直认为“真实的生活” 就是要成为作家。但是这个梦想破碎了，因为所有我敬仰的作家都谈论着那些遥远的国家里令人神往的童年。而我，我的童年在特拉维夫一间位于三楼的小公寓里度过，生活在两个逐渐变老的父母的夹缝之中（他们两个都是再婚，他们之前的家庭或者仍幸存于世或者已经离开人世，而我对他们之前的家庭几乎一无所知）。我怎么能描绘发生在我的童年的深重的烦忧呢？

我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逃走。于是我来到巴黎读博士。这是从远距离面对自我、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在一个流浪和迁徙的世纪中，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经历的人：当一个人远离祖国时才会开始珍视自己的故事。我成了一个外国人、一个“少数者”、一个流亡者，和街角的流浪汉没什么不同。就在那，我第一次有了另一个人的感觉。

在我回以色列之后，我不再和从前一样了。我离开了特拉维夫并住在耶路撒冷。但是我感到了这两座城市之间的紧张状态，就像神圣和世俗之间的冲突。

从此，我的家庭生活穿梭于耶路撒冷与在巴黎和新泽西定期居住之间。生活在两块大陆之间成了我作家的流浪方式，一种持续向自己提问、不断面对新挑战的方式。


你的小说《快照》（Sabine Wespieser 出版社，2008年）中的女主角Ilana Tsouriel，和你一样，是以色列国家缔造者之一的女儿。她认为自己被“流浪的诅咒”所击中。


这是Ilana为了界定她四海为家的生存方式而使用的讽刺说法。这是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批评，也是对通过返回被许诺的土地并建立一个独立的新国家而“拯救”犹太人流亡和流浪命运的梦想的批评。Ilana为了逃离在建国过程中固有的暴力和因此引发的冲突而离开了以色列。但是她成了一名建筑师，她努力破除这些狭隘的矛盾。在她为耶路撒冷这个冲突中心的和平而设计纪念碑的计划中，她依赖于那些引入流浪和与世隔绝作为在一个地方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犹太传统观念（比如安息年、住棚节）。

我母亲，这位坚强而充满生命力的女人，从未跟我讲过她经历了什么。当她在1948年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她去除掉了在她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被刺在身上的号码。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从不知道“我母亲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我也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母亲把他的照片藏在放内衣的抽屉里而我偷偷把它打开了。

进入青少年时期后，我才开始了一条缓慢而复杂的通向真相的行进之路，真相不停地通过我们生命的每一阶段而重新定义。这是一个与我所经历的事情相关的开放的问题，也是我忠实于我母亲的道德标准而承担的“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使命。而对我来说，这是我面对人性的毁灭而学到的唯一真实的一课。

我的大部分作品，不管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不断地在尝试将这种独特、极端的经历和使命转化成文字。

Ilana对巴勒斯坦人Saïd的爱情在她父亲看来成为了一种背叛的感情。你能否给我们讲一讲这种感情？

Ilana和Saïd之间的联系凸现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的激情的、甚或色情的一面。这场冲突，说到底，其根源在于建立在排斥思想和兄弟间的强烈对抗之上的亚伯拉罕诸教。

这一政治冲突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因为对一方历史的忠诚会被简单地当作对另一方的不可避免的背叛。支持和平阵营的Ilana认为她能超越这一界限，尽管她背叛了她父亲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使命。但是随着故事的进行，通过继续对父辈档案的阅读，她认为他所孕育的和平的梦想并不是离她的那么遥远，然而当海湾战争和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相反地，她却感到被Saïd和巴勒斯坦戏剧团的成员所背叛，他们逐渐不再与她合作。

背叛在哪里，而忠诚又在哪里？从个人的、色情的和政治的视角，这是《快照》探讨的关键问题。也是问自己，背叛过度僵化的信念，事实上是最忠诚的行为。这个问题无疑是一个女人用最痛心的方式提出的，考虑到我们极少允许一个女人这样做，而且女性罕能主宰她们的生活和她们的身体。

我就像一名“即兴演出”的演员，将写作带向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空间，仅仅为了捕捉并触及那些没有说出的东西。我经常依赖于独白，它使我能够截取在鲜活的声音和流逝的瞬间中的微妙和波动。通过节奏、呼吸和肢体语言，我“带领”读者去“解释”这种独白，用与演员通过他所诠释的角色而具有的同等力量去体验这种独白。

作为青年导演的教师，在以色列，我与这个地区所能产生的不同阵营的，或者说来自相反阵营的学生一起工作：有在加沙的犹太人定居点被拆除后通过演绎契诃夫作品来表达其痛苦的年轻人，也有通过写作或者指导演员来表达痛苦的年轻的巴勒斯坦人。

我的行动一直都是同样的：使年轻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才华并坚持他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同时我对于戏剧艺术还怀有一个深远的使命——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对戏剧的人性面、对人文主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