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从来不撒谎

法医人类学家克丽尔•科夫（Clear Koff）于2004年写成《骨头的记忆》一书，书中记录了她在七个联合国特派团工作期间，发掘卢旺达、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大规模墓地的经历。她的调查工作促成了把一些罪犯绳之以法。

克丽尔•科夫 简要介绍

值此3月8日国际妇女节之际，印度驻美记者Shiraz Sidhva从人权的特殊视角出发进行了这次采访。

您详细记录了一些世界上最残酷的大屠杀。是什么促使您对法医人类学产生了兴趣，您是如何把科学和人权联系起来的？

法医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科学，产生于1980年代晚期。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对骨头感兴趣，后来我进入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那时我明白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人类骨骼。随后我在希腊从事考古挖掘，并且意识到我不想出于研究的目的从事古墓挖掘工作。

有一年夏天，我父亲让我看一本书，书名是《来自坟墓的证据：尸骨告诉你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Eric Stover 和Christopher Joyce，书中记录了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的创立情况，该小组致力于鉴定1970年代和1980年代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失踪人员”的遗骸。

这本书把我引向法医人类学。法医不仅可以帮助恢复某人的身份，而且实际上也能在实现公正方面发挥作用。我喜欢这一点。

您的书颇具震撼力，并诚实记述了您在联合国特派团的经历。您记述了遮掩不住的恶臭，辛苦的体力劳动，也提到您在发掘尸体时过度激动。您是如何克服悲伤情绪并完成工作的？

从我饱含激情地投身于工作的那一天起，随着时间推移，实际上更难找到那种平衡。我们开始清除泥土，发现衣物和人体遗骸，从那一刻起，我产生了真实的幸福感，因为我们不仅在揭开秘密，还在揭示那些本不应被埋葬在墓穴中的人的身份。我知道我们正尽可能地揭露犯罪。

当我站远一点审视我的工作时，当我实际并未身处发掘现场时，我感到无法用言语描述我们法医科学家应该从事的工作。确切而言，我们是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到达现场的，但我的感觉却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尽管身为科学家，但我却希望我们能起死回生。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人原本不该死去。这不是自然灾害，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海啸或是地震。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这是有计划的处决，是因为政治问题造成的，是可以避免的。于是你希望你可以让死亡逆转——这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但这也是我经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总是怀有的情感。很明显，我必须扭转这种情绪，去发现一些我可以做的有益的事情，否则我每天都起不了床。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关注如何防止此类犯罪——法医证据和受害者遗体怎样才能发挥作用，揭露事实并防止今后发生此类犯罪。

您谈到尸骨会说话而且从来不撒谎，实际上后来您也利用尸骨讲述故事。当证据极为有限，尤其是在有人极力掩盖证据的时候，我们还能挖出什么东西？

人类骨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会记录我们的日常生活。骨骼可以揭露内在详情，例如一个人的性别、年龄、高度、世系和病状。通过解释骨骼上的印记和变化，我们能够辨识人在在活着的时候以及在死亡的那一刻所经受的疾病和损伤。我们还能区分和确定死因。我最关注的是牙齿——它们能揭露很多情况。

您曾经说不同地方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假设发掘的尸骸是两个大陆上的不同冲突造成的，那么它们如何能揭示一个十分相似的故事？您能解释一下导致有组织暴力行为长期存在的真正原因吗？

我的特殊工作地点使我产生了这种看法。有人认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各国的暴力行为是自发产生的，是因为旧有仇恨、种族划分、部落问题和宗教问题引起的。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真正问题之所在。从坟墓中获得的证据明确表明，暴力行为并非完全是自发的。我们曾去过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注意到墓地之间具有相似性，杀人者的行为也类似。

我们开始问，从被杀的平民身上能得到什么呢？有什么值得违反《日内瓦公约》或是其他人道主义法律？谁是受益者？我不相信是久远的战争或宗教问题驱使国家或机构实施杀戮，因为说到底国家的经济根本不是靠这种方法运作的。

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大多数墓地都位于有战略价值的地点——河岸、港口、肥沃的农业土地或贸易往来地。我意识到这些地区的人民经常被杀害，以便重新控制这些地区。我承认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杀戮，但我认为前面提到的原因仍然是最有力的，但它看似在冲突地区突然出现，无论是在卢旺达、塞尔维亚、达尔富尔、伊拉克或是车臣都是如此。久远的仇恨并不会遗传。权力利用人民的歧视意识促成暴力。
我认为，这些墓地被隐藏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屠戮者深知一旦广大人民发现这不是自发的暴力行为而是一场为了消除特定地区的特定群体而进行的有组织的杀戮之后就会对其极为不利。

您认为国际法庭能够威慑反人类罪行的实施者吗，您是否为您所效力的法庭得出的结果感到高兴？

是的，法庭的确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问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早在发生促使法庭设立的这些罪行之前，世界其他地区就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杀戮，很长时间之后这些罪行的细节才显现出来。由于一直没有尝试问责制，因此事实更容易被实施者扭曲。设立刑事法庭是重要的一步，超出了人们这两个法庭的价值的估计。杀戮者试图掩盖证据这一事实表明，法医证据在检举起诉时确实能发挥揭示真相的作用。遗骸可以阐述事实，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例如，塞尔维亚警方用卡车把尸体从科索沃运出，并试图把尸体藏在警察局后面，有实物迹象表明，这些尸体并不是合法战争期间的合法目标，而是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民的尸体。不同的地区总会有遭受杀戮的危险，不同在于人们不太可能同意卷入大规模屠杀，这使得杀戮难以顺利实施。这就是法庭在威慑未来犯罪方面的主要影响。

我非常骄傲参与了这些审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审判都会运用我们提供的法医证据来证实幸存证人的证词。